原标题：“新闻权威”的理论起源、意涵演进与研究延展——一个经典理论的概念史考察

  新闻权威并非如同“新闻价值”般原生于新闻实践，而是来自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并被新闻学研究挪用，它持续被全球研究者用来描绘当下数字新闻业的复杂变迁。针对诸如信任流失、受众萎缩、叙事失灵和舆论失控等现象，重新审视“新闻权威”的概念来源、价值意蕴与作用机制具有紧迫意义。

  本文采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旨在考察“新闻权威”作为学术概念的三个维度：一是权威本源，聚焦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权威”概念定义了哪些范式框架；二是意涵演进，结合新闻史资料、学界论著和业界实践，梳理此概念如何入场欧美新闻学研究并成为重要学术议题，以及勾勒其理论旅行至中国本土后意涵转换的轨迹；三是研究延展，探讨当下数字化传播环境激发了新闻权威研究的哪些全新问题域，重点观照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切换回应实践变革。

  尽管“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在学术概念层面仍语义模糊，但它持续被全球研究者用来描绘当下数字新闻业的复杂变迁。如哈佛大学肖伦斯坦媒体、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琼斯将权威流失描述为“一场新闻业的士气和使命感、价值观和领导力都在减少的危机”，这包含了对专业化新闻的可信性和合法性的担忧。一些本土实证研究同样致力于使用新闻权威概念分析传媒转型的复杂样貌，有如报人纪念话语所折射的职业迷思，以及原生新闻媒体在争议案件报道中的信任失灵和舆论失控。“危机—应对”话语邀请学界更仔细地观照当代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并认识到重新定义新闻业就是定义它的权威。

  作为一个被学者精心建构的意指概念，“新闻权威”意味着新闻业与社会制度和文化脉络的深刻勾连，这需要明确其含义和用法并进行理论创新。但它并非如同“新闻价值”般原生于新闻实践，而是来自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并被新闻学研究挪用。遗憾的是，“新闻权威”在多数研究中的使用往往是作为案例分析前的概念援引，结论旨在强调新闻业转型的复杂与混沌，甚至存在某些路径依赖：有如先验式地默认新闻权威就是社会管辖权，主张在新闻场域中通过边界工作检视“异端范式”来为合法性辩护，但如今权威重塑亦要设法抵抗数字技术的消解，原有理论不能妥善解释非人类要素的行动逻辑；就概念溯源而言，学界持续强调其源于伊森对普利策奖造假事件的分析，奠基于泽利泽的书面化工作，而忽视了其他学科的理论滋养，这难免带有粗暴的编年史色彩；甚至一些前沿的数字新闻学研究将“新闻权威”视为新闻业保持存在所必需的与行动者之间的最低限度关系，此类理解难以就概念创新有所裨益。

  概念史方法应是解困思路之一。德国史学家斯金纳和考泽莱克所开创的概念史研究旨在关注特定重要概念的生成、接受和扩散，聚焦意义演变的转折点和衔接点，并强调其语境化的社会因素与文化脉络。这一思路提示研究者应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将概念演进与某个宏大理论相勾连，甚至服从于学科主流范式的更迭。概念史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已颇有硕果，“舆论”“赛博格”等重要概念得到了不同面向的解读，这为考察“新闻权威”的概念史提供了指南与参照。因而本文旨在考察“新闻权威”作为学术概念的三个维度：一是权威本源层面，聚焦在新闻学援引“权威”概念并予以改造之前的概念历程，以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此定义了哪些范式框架；二是意涵演进层面，结合新闻史资料、学界论著和业界实践，探讨此概念如何在欧美语境下萌芽与塑形并成为重要学术议题，以及勾勒理论旅行至中国本土后意涵转换的轨迹；三是理论延展层面，即探讨当下数字化传播环境激发了新闻权威研究的哪些全新问题域，重点观照如何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切换解答新闻实践的变革。

  依主流的词源学解释，中译为“权威”的“authority”一词，源出古罗马语“auctoritas”。汉娜·阿伦特结合元老院执政与罗马城奠基事件的神圣化，将“auctoritas”解读为“创始人所奠定的东西”，代表当时政律和社会生活的一种非暴力服从的人类关系。这种关系一但被确立，便不容任何质疑，有如苏格拉底在《克里托篇》中认为，即使误判为死刑也一定得执行，否则即为统治根基的毁灭。臣子对于统治者的服从是无条件的，这无关任何统治才能或人格魅力。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同样可见此类论述，甚至形成一套正统思想体系为皇权合法性辩护。“权威”概念在近现代意涵形成之前具有鲜明的君权神圣化意味。即便是笛卡尔的理性建构主义哲学，权威本源在其中依旧被视为一种意志。

  当启蒙运动宣扬“去神性”之时，“权威”概念得到了世俗化转义。有如霍布斯在其自然主义哲学巨著《利维坦》中将“权威”理解为做任何行为的权利，依据权威行为就是依据权利的委托或许可来行动，而权力被看作实现人的自然权利的手段。怎么样处理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问题？康德建议个体遵循自然法则的同时仰望内心的道德星空。“权威”概念的世俗化在本质上可以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借《圣经》解释权和印刷权的争夺，以反抗教会自诩的神圣权威，其中新闻纸和政治小册子等的出现让近代新闻业借此兴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建立，恩格斯给出了另一种自然主义解释。基于唯物史观，“权威”被理解为一种必要的上层建筑，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规律，它指向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必然性的认同和追求，服从和反抗均为其表现形式，这无疑是权威概念的革命性认识。由此观照新闻业的权威消解，可以视为编辑室中心主义等旧权威模式的失灵与新闻ECO等数字新闻权威的勃兴。

  “权威”概念在近现代意义上的系统化使用有赖于韦伯的社会史研究。韦伯认为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一个社会活动系统的存在，都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这便构成了“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一是传统权威，源自“某些具备显赫地位”的个人或组织享有“崇高的神圣性”；二是魅力权威，源于人们对基督教先知或政治运动领袖的崇拜，他们往往能够激励愿景或灌输信念；三是法理权威，社会规范体系的制度性约束指向了现代社会最为典型的建制部门——法律。此外，由于公众在获取知识、制度和技术方面存在不平等，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持续强调专家权威，这引起了组织社会学者的研究兴趣。借由斯塔尔对医疗业的研究，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得到了学术性区分：前者依赖发布命令以控制行动；后者源于公共服务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这推动了新闻权威的概念归属工作。

  纵观人类文明长河，权威概念经历了神圣化、世俗化、法理化转义乃至于成为现代社会的结构肌理。总的来说，在政治学层面，权威意指权力来源及表征；在社会学层面，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权威始终表现为社会结构在知识、制度与技术等方面的不对称关系；在哲学层面，权威则是对社会实践中客观必然性的认同和选择。理论家们意识到，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权威；人的生存权利争取离不开权威；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护同样离不开权威。这些思考以丰富的理论资源支持了新闻权威概念的形塑。

  不同于媒介技术具备里程碑式的明确节点（如电视与赛博格），“权威关系”贯穿于人类文明史，难以指定某一时空锚点而断言新闻权威萌发于此。虽然近代欧美地区持续涌现手抄新闻纸和政治小册子等各类新闻活动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但新闻业在社会文化领域具备的影响力离不开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社会情境，并涌现早期新闻社会学、报纸研究、传媒规范理论等经典论说。但在这些学术和业界文本中，“功能”与“影响力”等效果取向的话语被用以指代新闻业的“力量”和“地位”，“新闻权威”并未被当作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重要议题。这种对权威概念的使用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式的“含义即用法”，主张新闻权威本质是一种围绕信息流通的“支配—服从”关系：要么认为新闻业的社会地位不言自明，致力于在受众之中测量新闻业的影响力；要么热衷于编辑室民族志，致力于呈现生产常规。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战思潮和经济滞胀席卷美国，新闻业持续经历剧烈变动。多数批评人士宣称新闻文化与民主理想相去甚远。随着1981年《》女记者珍妮·库克因虚构调查报道而获普利策奖，这一标志性丑闻将美国新闻业置于一个饱受争议的文化地位。在信息爆炸和信任流失的背景下，记者们愈发需要阐明他们工作的社会必要性。时任犹他大学教授的伊森于1986年在美国全国传播协会（NCA）会刊《大众传播批判研究》发表《论新闻权威：珍妮·库克丑闻》一文。除探讨匿名信源、事实与虚构的边界等常规议题外，伊森认为新闻报道与反映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惯例和习俗的社会世界是脱节的，“当记者们试图像往常那样创造一个与新闻媒体在社会中的中央集权地位相一致的世界时，更广泛的文化却重申了这些规则的不足”。因此伊森宣称此事件为记者群体提供了重要机会，以反思他们的身份如何通过语言、叙事、价值观、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升文化权威。

  伊森的理论贡献在于将新闻权威概念视为一种探讨记者应对内外部争议意义动机的分析框架，这带有鲜明的文化研究色彩。其实早在韦伯阐释现代权威概念时便强调应将其置于“意义之网”，应该要进入具体的社会脉络去阐释人们如何捍卫社会活动的必要性，以及诉诸何种价值期望作为动机。伊森的研究固然极具理论前瞻性，但依后人看来难免有遗憾之处：第一，他虽强调提升新闻权威是记者超越客观性争议的目的所在，但尚未从职业话语方面阐明重塑文化权威的方法路径；第二，新闻权威概念更像是一种“偶然性使用”，并非能够被提升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议程。伊森此后致力于深耕“新新闻业”（new journalism）与文化分析的耦合，而暂时搁置了对上述概念富矿的挖掘。

  当时学界对伊森贡献的反响并不热烈，但却引起了时任天普大学助理教授泽利泽的注意。作为新闻研究文化路径的未来推动者之一，她致力于阐明职业观念与行为。围绕肯尼迪事件，泽利泽深入探讨了记者如何通过提喻、隐略和个人化策略建构新闻权威，并宣称新闻叙事合法化了记者的文化地位，即“他们作为一个社区，通过叙述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其权威具有文化维度，旨在将记者团结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新闻权威概念因而正式获得了学术化定义：记者将自己提升为“真实的生活的权威”和“可信的发言人”的能力。此般意涵意味着新闻权威并非生来具备，而是一个不断界定、协商乃至重构的动态过程。泽利泽对此概念的书面化处理支持了“记者应该被倾听”之观点，启示新闻学研究应以职业话语为思路，该系列的研究可被提炼为集体记忆的两个历史维度：

  一是新闻业已建立的历史（Memory of journalism），关注新闻界如何借由建构特定的仪式性神话以强化自身的集体记忆。如迈耶斯对以色列著名煽情激进周刊的分析，卡尔森对黄金年代新闻偶像职业生涯的回顾。身处上述典型时空，记者清晰地陈述其文化和政治角色，甚至援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自己定位为公众的代理人，提升文化权威并向其他机构问责，其中对政治干预的抵抗是一个重要议程。有如“水门事件”中，记者们通过电视讨论和报纸社论司法程序的传唤。学术界为此欢欣鼓舞：“《》在水门事件中挑战政府声明鼓舞了其他新闻媒体，即在一个腐败的社会中捍卫真理和道德。”

  二是被新闻业记录的历史（Memory in journalism），聚焦记者通过形塑公众对社会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以建构文化权威，如越南战争和肯尼迪遇刺。虽然此时新闻权威被视为记者在新闻叙事后“阐释性的副产品”，但这提示了两条建构新闻权威的重要线索——文学叙事和调查性报道。第一条线索与新新闻主义紧密相关，即新闻具有更高真理的权威，并以深度体验的美学转变为基，以文学体裁和非虚构写作为实现路径；第二条线索则与频发的政治丑闻有关，记者通过从公共记录中收集事实，以及将对丑闻事件感到不满的机构人士作为匿名消息来源，以绕过政府和调查部门的辩解声明。

  总体来看，职业话语路径将记者视为阐释共同体，致力于呈现新闻业在文化意义上的合法性，加强新闻权威的努力依赖于共同文化信仰。但规范精神仅能维系散漫控制，因而新闻话语力图将危机描述为来自外部因素，包括将丑闻和争议解释为个别不良做法。通过关注行为约束，印刷和广播记者试图将自身工作置于弱势地位。学术界将其总结为“范式修补”和“边界工作”概念，如温奇和毕晓普的卓越贡献——考察某些新闻实践是不是满足主流价值规范，区分严肃新闻与娱乐，通过将“异类者”排除在新闻界之外的方式重申文化权威。

  进入21世纪，“草根记者”和在线博客全方位重塑了新闻业态，机构记者不再是新闻供给的唯一行动者。学界意识到新闻权威概念不能仅仅从新闻业内部加以理解，对既有路径的批评首先来自安德森，他指出先前研究忽视了新闻作为专业相关知识的“竞争”关系，如资本垄断、政治霸权或宗教/种族认同。因而他援引“专业管辖权”和“文化场域”概念，将新闻权威与政治和社会科学权威作比较，并认为各个权力代理人基于对特定文化资本的占有而争夺特定形式的统治地位，其主要利益是新闻权威。此后，泽利泽的博士生卡尔森在其著作《新闻权威：数字时代新闻的合法化》中明确宣称新闻权威是一种“权变关系”（contingency relationship），即各个新闻行动者拥有为他人合法论述有关客观事件的知识的权利，以及在混沌复杂的新闻系统中应对争议与变化的动态阐释过程，新闻权威的四个关系理论得以被提出，并在实证贡献中得到检验：

  （1）“记者—受众”的非对称关系。这一理论捕捉了新闻行动者的知识交换实践，并构成了“权威关系”的基础。总统丑闻或种族运动等事件发生在公众日常生活之外，对客观事实的渴求使其依赖记者的知识供给。但社会化媒体对新闻生产的重构使得受众对知识交换的接受面临不确定性。有学者对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涉波多黎各领土争议的报道做多元化的分析后发现，数字技术支持了报道对象接触并回应关于他们的讨论，这冲击了新闻机构在产制回路中的“单向代表”，并促使受众重新反思和审议新闻权威。

  （2）话语模式。基于怀特将新闻权威理解为“一种使用语言以建构身份和联系的方式”，卡尔森主张新闻权威来自于生产话语的中介化。因此新闻文本的叙事惯例、结构安排与时空图景被研究者们用以定位新闻权威的传达路径。如立场副词的策略化使用能够引导读者的文本认知，进而增强或掩盖新闻权威。此外，情感策略正逐渐被大范围的应用于新闻实践，尤其是仪式性的灾难报道能够修复断裂的社会共识以提升文化权威。

  （3）知识控制。新闻生产与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区分始终饱受质疑。借由埃克斯特伦的新闻认识论框架，卡尔森主张应当聚焦新闻生产的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因为新闻权威并非体现于掌握高深的专业相关知识。这一关系理论回归了对专业工作的强调，诸如悉尼电视新闻的在地知识生产、作为二手知识的聚合新闻等实证研究在不同意义层面表明了知识生产视域下新闻权威的制度化惯例。

  （4）稳定性和可塑性的平衡。数字新闻权威面临二元悖论：就可塑性而言，传统机构记者、“草根记者”等人类行动者以及资本、技术、法律等非人类要素的参与使得新闻权威的条件、结构与形式呈不确定性；稳定性则表现在数字新闻ECO仍未完全拔除既有媒体的专业管辖权，甚至常常依赖老牌机构的声誉以谋求合法性。西方新闻学界开始追踪并比较传统与新兴行动者之间建立、争夺和挑战新闻权威的线索。如挪威极右翼政治媒体采取媒介批评和引用权威信源的混合策略，而《》则利用透明度作为元新闻策展的工具。

  表1概述了新闻权威概念在西方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取径，二者并非呈割裂与对立之势。对危机话语和专业边界的历时性考察，显示出这两个取向具有共享的研究关切：其一，阐释社群和集体记忆等关键概念的流通表明了基于文化分析与文化社会学回应范式僵化的潜力，与批判范式或媒介环境取向不同，新闻权威概念聚焦意义建构；其二，它们都旨在呈现新闻活动的内外张力，这孕育着“何为新闻”或“谁是记者”等本体论和认识论反思；其三，无论是重新界定记者身份或修补新闻范式，还是调和技术、经济、传媒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这些研究诉求让新闻权威概念在文化、政治与社会职业等层次之间往复游走，并徜徉于文化研究、新闻社会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的交织地带，汲取各主流范式的丰沛养分，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

  “Journalistic authority”作为学术概念引入本土离不开“文化中间人”的努力，其中谢静于2003年首先使用此概念来阐释美国新闻业如何通过介批评活动以展示、维护和修补专业规范。自传媒体制改革以来，本土新闻业于结构重组、技术渗透、政策引领和商业竞争之间往复调适，这为新闻权威的在地转义提供了丰沛土壤。因而依据传媒转型、职业流动和社会治理三条历史主线，“新闻权威”获得了来自不同面向的隐喻所指：

  （1）从专业权威到传媒公信力。传媒公信力是一个关系范畴的概念，指传媒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提升公信力始终是中国新闻业融合转型的重要宗旨，这蕴含对西方新闻权威研究强调专业竞争理念的本土调适。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新闻工作便要求落实群众路线以获得最广泛支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坚持“人民权威”同样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转轨的突破口。报业集团化改制推动了媒体公共角色的变动，因而借由舆论监督以谋求政策和市场垂青。进入数字化时代，新闻权威和传媒公信力的“再出发”被学术界置于捍卫公共利益。而包含公信力在内的“媒体四力”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对重建主流媒体与公众之间权威关系的重要期许。上述规范取向的阐释包含了对新闻业价值和功能的界定、协商乃至重构，在这个意义层面，新闻权威概念的使用指向了新闻界对传媒转型的试探性协商与渐进性反思，即在应然层面涵盖对传媒公共性的谋划与期待，而在实然层面积极宣称公共利益的未来导入，以此为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主流媒体塑造新闻权威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

  （2）从职业权威到从业认同感。随着世纪之交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报业集团改制的成功，本土新闻业进入以都市文娱报纸、电视新闻和调查性报道为表征的“黄金年代”，新闻工作的职业权威暗含着从业者对专业领域“成名的想象”的追逐。这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兴趣，并依据泽利泽的既有范式分析日益丰富的职业话语，包括反思、协商、批评、纪念与转型五种主要类型。在记者关系场域，新闻权威被解释为从业者期待和建构专业名望。《南方传媒研究》则被看作是地方新闻共同体反身性申述权威的媒介批评窗口。不同于西方职业话语强调边界工作和外部抗争，本土新闻权威的研究隐含了对提升新闻共同体凝聚力的期待，如传媒创业的个人叙事和职业偶像的集体崇拜。

  （3）从叙事权威到舆论引导力。叙事权威概念基于西方专业化的新闻建制，但当社会化媒体和算法作为去专业化力量在本土新闻场域涌现时，专业化力量却尚未成熟。因而此概念被学者用以观照本土新闻业如何公开叙述“关键事件”和“热点时刻”，即各行动者围绕信源、话语权和认知效果争夺叙事权威。如有研究发现，在微博平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那些宣称接近“消息人士”的用户更容易被认为是“权威发言人”，进而推动事件议程。个人媒体如何与机构媒体追认新闻权威？除了将新闻权威与“可信的发言人”相指认之外，此类研究更多是基于对舆论引导效果走势的分析。那么权威叙事效果的应有之义则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修辞隐喻，即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叙事理念之外，网民个体积极提供舆论监督，新闻业应被纳入成为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以谋求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就“乌卡时代”下的全球数字新闻实践而言，观照意义、关系与秩序的新闻权威概念似乎具备成为解困路径的潜力。然而就SSCI权威期刊《Digital Journalism》的研究关切而言，新闻权威概念的“偶然使用”多为“被仪式性”地置于理论综述或贡献讨论部分。这既没有消除数字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尚未解释清楚新闻业的“去合法化”与“再合法化”。新闻权威，这个丰富的理论资源如何激发新闻学研究范式创新，中国本土新闻实践的经验贡献值得深入思考和挖掘。本文试提出几类议程，以供商榷。

  第一，将传媒体制改革与实践的延长线作为权威注脚。数字新闻实践被认为是“社会新闻内容流通的新生态条件的产物，也是自工业新闻兴起以来盛行的金字塔模式的瓦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闻的流通并非依赖于建制性的媒体机构，诸如调查记者、算法工程师、广告经理等人类行动者，或是商业资本、数字基础设施、法规制度等一系列非人类要素，都是形塑新闻权威的重要力量。上述欧美新闻业的理解强调了权威关系变动的去专业化趋势，并隐含了对降低新闻场域准入门槛的支持。就中国新闻业的实践样貌而言，一定要坚持党报媒体的主流地位。党中央提出促进媒体融合，强调舆论引导和提升“四力”，将网络站点平台纳入日常媒介规制等措施，意味着为主流媒体所提供的制度资源支持和政策空间支撑。重建本土新闻权威有赖于主流媒体发挥中流砥柱效用，尤其是在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逐渐加深之下，对重大事件的公共讨论持续呼唤权威信源，其中主流媒体在发挥既有声望和行使独家采访权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像记者阐述接近新闻现场的手记或者记者鲜活的第一手报道总能赢得公众的权威认同。因而新闻权威的力量在于引导公众理性应对风险，同时作为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以及在国际舆论场传递中国声音。与欧美学说强调竞争、去专业化不同，新闻权威概念的在地化注脚应包含目标导向的建设性期许。

  第二，追问新闻本体论和认识论，挖掘重建权威关系的理想动能。新闻权威概念的入场隐含了新闻本体论的变迁线索。“叙事”依赖“以事实为纲”，而专业边界的消解将本体论前提扩张为“信息”。叙事可信性曾经作为对理想媒介和高品质新闻的追求，如今被透明度等概念予以取代。卡尔森对新闻权威“可塑性”和“稳定性”担忧同样来自于新闻本体的模糊化，这要求理论创新在反思与关注客观事实成为公共信息并传播流通的系列环节中不断追问“何为新闻”，并由此挖掘权威关系重组的理想动能。关系符码路径是基于知识之维而进行的权威想象，而在ECO认识论看来，新闻生产与流通作为一种“能量供给形式”，是“根茎式”的转化与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激活特定节点。此外，厄舍的“地方性”框架同样包含了对新闻权威概念的物质性延展，即地理要素、社区凝聚力和城市文化。这超越了安德森和卡尔森等人关于“场域”和“空间”的抽象化命题。

  第三，重新锚定新闻业的社会价值。新闻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追求人本主义的社会价值，进而说服社会公众可接受新闻业在定义现实以及收集、生产和传播公共信息等方面的权威地位。专业主义的客观性神话业已不能支撑新闻界对“可信的发言人”与“合法论述客观世界相关知识”的宣称，而公共利益依旧是数字时代社会公众的核心诉求。自延安整风以来，本土新闻工作始终是目标导向的积极价值理念，如今“组织公共商议”仍是数字新闻业展示其新闻权威的制度通道，而这种价值所在是“超本地性”的。因而本文认为新闻权威的价值内核应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模糊图景予以修正和补充，从而参与塑造社会共享的公共精神，并锚定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信息民主的实现以及社会公共性的维护。叙事和关系两个权威内核在探索以上问题域的过程中达成了意义勾连。

  须要承认，作为一个经验性的新闻理论，新闻权威概念的发展常滞后于实践进程。回顾韦伯的概念纲领，新闻权威的文化和关系两种路径都尚未明确其与法理性权威的连接性，即使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从业者解读为“第四权力”的一项授权，此般类比仍然需要新闻实践的持续支撑。卡尔森以牧师布道和演讲集会为喻解释新闻权威的非对称关系，这更接近于强调说服、信念与交际的魅力型权威。而中国新闻业在体制改革和政策引导下使得提升文化权威的路径更为明确，但在职业权威方面，主流媒体还需要在媒体融合深度发展期继续探索提升新闻权威的路径。此外，新闻业从来都是技术敏感性部门，如今自动化新闻的广泛应用显性化了“社论”和“算法”两类逻辑围绕叙事、知识和科学话语争夺新闻权威的博弈，新闻权威正慢慢的变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透镜——诉诸权威就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想象新闻，包括评估知识生产的相互竞争，超越结构主义的解释体系，并扩大到旨在定义新闻实践的在地经验与可选方案。这对新闻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启示可以被理解为“锚定位置”：审议记者如何转述现实图景，厘清传媒业的文化脉络，谋求达成职业共识和作出社区贡献。尤其是在充满“不可知”的数字迷雾中，中国特有的主流媒体如何建构自身专业声望、营造清朗空间、传递权威声音、打通舆论阻隔、提供文化服务等，这些议题亟待深入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主流媒体新闻权威的影响模型及重建路径研究”（21XXW003）、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AI时代的新闻公共性问题研究”（SC21B077）的阶段成果和四川省社科院科研创新团队“中国发展新闻学研究”成果之一]

  (彭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江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