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历史经验——纪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八十周年

  【摘要】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重要成果，该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奠定了我国新闻学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对此后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年正值陆文发表80周年，重温陆文《基本观点》的历史语境与深远影响，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话语体系，探寻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关键理论及成功经验与时代创新的连接点，无疑具备极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人民主体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陆定一

  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以下简称《基本观点》）一文。该文被一致认为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重要成果，该文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阐述。其中，关于新闻的定义和新闻本源的论述奠定了我国新闻学理论框架的核心部分，对此后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新闻学理论发展和体系建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中国报刊理论走向体系化的重要标志。

  对于《基本观点》一文的研究，从研究文献的时间段来讲，多见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21世纪后，在2003年前后，也就是该文发表60周年之际，学界对该文有了比较集中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做阐发：一是围绕新闻定义与新闻真实等概念，将陆文中的相关联的内容，与徐宝璜、范长江、王中、甘惜分等人对新闻定义的不同表述进行比较研究，新闻概念的内涵辨析是研究重点；二是将陆文放置于党报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旨在阐发陆文对党报理论与宣传思想的历史作用与时代价值；三是对陆文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形成的中国新闻宣传思维模式展开反思。

  今年正值陆文发表80周年。这80年来，中国新闻学理论发展成果丰厚，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业生态与运作模式发生着意义更加深刻的变革，理论研究也随之呈现出全新的特点。自2016年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以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摆在所有新闻传播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学术问题。回顾《基本观点》一文的详细的细节内容与历史语境，我们大家可以发现，该文所开创的优良传统，不仅在特殊历史语境下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与阐述，为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实践基础，其成功经验直到今天仍在起着导航性的作用。因此，在我们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重温陆文《基本观点》的历史语境与深远影响，对寻找党报理论与时代创新的连接点，加快构建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正如陆定一自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举办的座谈会上的说法，《基本观点》一文的初衷是“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陆文《基本观点》发表于《解放日报》改版一年后，该文在对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的性质说”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文章开篇即表示：“（旧社会的一套新闻学理论）是很糊涂的，不大老老实实的，也说是不大科学的，甚至是不科学的。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就无法把党的新闻事业做好。”因此，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毫无疑问，文章一开始便指出对于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新闻观点需要加以改造，与当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不无关系。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由于“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而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实质上就是指要在掌握中国自身的革命发展与社会结构情况的基础上，开展符合中国国情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革命工作方法与实践，发展对中国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理论话语体系，也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还是陆定一《基本观点》一文对改版经验进行理论层面的总结阐述，都是党在整风运动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一部分。而改造知识分子带来的国外新闻理论与实践的教条主义，使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宣传实践与理论“无产阶级化”，正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因此，陆文的发表正是从理念上改变原有新闻观和话语体系的禁锢，建构我国自身话语体系的应时之作。该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立足点，从革命根据地党报改版的实践经验出发，阐释中国新闻学的基本问题。

  正如陈克寒回忆此文时谈道：“那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结合当时新闻界的实际写成的。”《基本观点》的核心理论与观点，正是来源于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践与经验探讨。对此，陆定一在文章开头也提到了撰写此文正是为了从理论层面归纳总结改版过程中的经验，为后续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理论是从实践来的”，《解放日报》的改版丰富和发展了“我们自己的关于新闻学的实践和理论”，“现在可以把它在理论上做一个初步的总结，这对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今后发展，是有好处的”。

  首先，《基本观点》是陆定一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工作中的重要成果。《解放日报》创办之初的办报理念和编排方针皆有意效仿“城市化”“正规化”的国内外大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残余。报刊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样受到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使其脱离了群众的实际生活，无法切实反映中国的抗战现状以及边区民主革命的进程。1942年4月，《解放日报》开始改版工作，陆定一参与其中，同年8月，陆定一被党中央正式任命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全面指导和整改《解放日报》的各项工作。从具体的新闻业务、工作方法以及指导思想等方面对《解放日报》进行重要调整，全方位纠正盲目效仿别国办报模式的教条主义作风，使党报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发挥了动员群众的作用。

  为了从制度和体系上进一步做好党报的指导工作，关于党报的理论阐述也必然要随着新闻实践的变化而转变。于是，在改版以后关于党报理论与无产阶级新闻观念的学术探讨也逐渐多了起来。陆文《基本观点》便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其次，延安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新闻实践的全面成熟和大规模开展，更为新闻理论的创新确立了方法论的指引和实践自信。一方面，是全党对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自觉意识。为了写好真正贴合群众的报道，各党报党刊将记者分批派驻各分区通讯处，按照编排计划下乡做采访。“从丰富的群众生活中去发掘材料，认真去接近群众生活”。不管职位高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报社工作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主动融入群众的生产生活，向群众请教，通过亲身体验挖掘新闻线索，采写稿件。

  更重要的是，在各根据地广泛开展培养工农通讯员与群众写稿工作。1942年，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要求设立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鼓励根据地群众积极提供信源，踊跃投稿。相关资料显示，《边区群众报》在1941年创办第一年就发展了500多名通讯员，该报绝大多数文章都是这些通讯员提供的。再如《大众日报》记载，该社在1942年设立通讯联络科，到1943年底各地通讯员已有1900多人，遍布省级党政军各个部门以及县区村基层单位，来稿最多时一个月能收到1700多件。而《解放日报》则从1943年开始专辟《大众习作》专栏，帮助群众提高读写水平，并刊发群众作品。报社记者、编辑的业务范畴不仅要完成自己对新闻稿件的编写，还要帮助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作者写稿改稿，组织工农通讯员集体议稿、相互学习，增强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以“群众办报”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在延安时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广，成为陆定一提出“专业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这一路线的经验来源。

  实际上，《基本观点》并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的文章。在此之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进行的新闻学相关研究已有20多年，20世纪30年代后更是出现很多论著，成果颇丰。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多半停留在对马列主义理论层面的照本宣科式理解，并未与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充分结合，就连辩证唯物主义也尚未被国人充分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直到延安时期才被中国人充分认识、掌握并发扬光大。尤其是1937年“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辩证法”，对“中国现实”加以阐释，通过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来动员人民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主导性思潮。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受到新启蒙思想的感召，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延安及其他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新闻学理论中注入马列主义是“新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张友渔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便从阶级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报纸与政治、舆论关系的新理论，以及新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而陆文《基本观点》显然也正是这一思想语境下的产物，其最根本的立足点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与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最基本的问题——新闻本源的问题。文章从开篇便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定义：“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显然，在这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陆定一通篇文章的元叙事逻辑。而后文中之所以能够得出“实事求是即为科学”以及“新闻本源即为事实”的结论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框架进行的思考和论证。因此，这篇文章想努力扭转“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本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诉求的鲜明底色的。

  《解放日报》改版的最终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强党性，二是联系群众，其所有的改版实践和工作方法上的调整皆围绕这两点进行。而陆文《基本观点》作为对于改版工作经验的总结，自然是对于如何增强党性、如何联系群众作出的理论回应与阐述。这篇文章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新闻本源的问题，重点在于论证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如何尊重客观事实，并将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也就是增强党性的问题；而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实际上谈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生活的问题，即联系群众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是中国群众史观最坚实的哲学依据，马克思对“人民报刊”理念的提出和践行为我党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受众主体论思想提供了立足之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价值立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党报为中介搭建群众意见通道，引导公共舆论，推进政策实践，解决群众问题。陆文最后提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密切结合”的报纸、“有的领导和组织”的报纸，才是真正的“头等报纸”，才能真正做好新闻工作。可以说，该文所阐述的两大核心理念，正是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建党精神的具体体现，而这也正是中国特色新闻思想和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

  《基本观点》一文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内容，也是大多后世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部分，即陆定一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随后又做出进一步阐释：“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陆定一对“事实”的解释，是基于对“物质”概念的把握。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从一开始就强调作为观念的“事实”本身。同时，他又是以“事实”发生于“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和在社会中的斗争”作为其发生机理和存在状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化原则。

  客观地说，能够对一种学科的核心概念给出科学的和学理化的定义，又能够在哲学层面阐述基本原理，并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这无疑是理论体系趋于成熟的关键。纵览20世纪所提出的众多新闻定义，陆定一对于新闻的定义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此后我国众多新闻学专家在为新闻下定义时所无法绕开的一个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新闻定义。其中以“事实”为本源的新闻观点，不仅贯穿在中国新闻学的后续研究中，更是贯彻到了党报具体工作与实践活动的始终。

  “我党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是符合客观真理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一直以来，真理性都是中国对于其宣传鼓动工作特点的基本定位。新闻宣传工作的这种真理性，不仅来源于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本质层面无产阶级政党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性，更来源于科学层面新闻工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对新闻本源真实性的追求与尊重。陆定一曾强调“新闻记者不做‘无冕之王’，而是要请教党委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多听听他们的意见，目的是做到‘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样的新闻就有价值了”。

  真实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是中国新闻思想的精髓。如何才能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其中重要路径之一就是通过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现实生活，掌握群众的实际需求。认为，要进行群众宣传工作，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对群众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建立完整的认知，“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中国革命也需要做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这既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要基础，也是为了深入基层、争取群众的动员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思想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求得新闻的完全真实”。这就使得新闻真实性话语构成了新闻宣传工作最核心的认知范式和话语系统。

  李彬认为陆定一在《基本观点》一文中谈了两个要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群众路线。陆文对“群众路线”的阐发，是基于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所提出的。陆定一认为，党报党刊要想做到实事求是，保证新闻的真实，就要“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和“群众路线”的价值立场所要求的。而如何才能实现报刊与人民密切结合呢？陆定一给出回答：报刊“不但有自己的专业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群众办报”是“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呈现，在延安时期得以成熟发展与大规模实践，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也就是对于非专业记者的培养。

  一方面，要求具备专业素养的党报记者与编辑深入基层，走好“群众路线”。尤其强调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知识分子“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解放日报》改版后也十分重视对编辑记者队伍的群众化改造，分派报社记者到5个根据地分区，与工农大众同住同吃，通过调查研究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向群众学习。此外，各大报社工作人员还要将采编写和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相结合，提升群众的专业化水平。不仅鼓励根据地群众“做什么，写什么”，积极提供信源、踊跃投稿，还要耐心细致地回复群众来信，并从中挑选出可运用的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组织工农通讯员集体议稿、相互学习，引导群众进行现身说法。为此，《解放日报》等报刊开辟了群众和工农通讯员来稿的专栏，《边区群众报》编辑部将工农通讯员的作品编辑成刊，定期出版《工农写作》供读者学习交流，而作为基层媒介的黑板报也是发表群众言论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各根据地都在全力贯彻“群众办报”，通讯员队伍大大扩张，截至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通讯员队伍已接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占1100多人。广泛培养“非专业记者”，便可以实现陆定一所提出的两个目标：将“从群众中来”的发现和经验进行总结，确保“新闻真实”；又把转化后的知识生产再“回到群众中去”，反馈给群众，更好地实现报纸“为人民群众”服务，推动乡村基层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另一方面，“群众办报”的实践必须保证“党的领导”。陆定一在后文中补充道，“有了这条路线，这个方针（笔者注：指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相结合）”，还要有“的领导和以的组织为依靠”，如此才能“建设一个好的报纸”。这当然也是从《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中总结得来的经验之一。在整风运动“增强党性”的语境下，一切工作包括新闻宣传工作，都要照此目标进行调整。具体体现就是建立各级党委审核与负责制度，各党报编辑部纷纷设立党、报联络制度，以加强各级地方党委对通讯员的管理与领导。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切实参与到报纸的编辑工作中，“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亲自动手撰写稿件，参与到新闻生产以及培养通讯员和撰稿员的工作中。以、等为代表的党人就经常为报纸写社论，亲自修改送审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再到各级机关党员、干部撰稿、议稿、办报。如此，在组织化的逻辑下，将分属于党内党外的、传播能力不同的个体统筹于一个系统化层次化的网络中，实现了“全党办报”的效果，确保党报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组织。

  正如陆定一在文章最后所强调的：“（群众观点）这样的观点是中国的新闻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完全不同的理论主张。”“群众办报”无疑是新闻思想体系中最关键的核心要义，陆定一所提出的“专业记者+非专业记者”方针，充分彰显出群众在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了以知识分子及新闻专业从业者等少数精英为主导办报刊的传统新闻思想，牢牢把握住了党的新闻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强调“群众办报”在新闻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地位，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并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学者赵月枝指出：“从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重思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术，需要重新根植于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是立足中国大地、扎根中国土壤、源自中国实践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阐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基本观点》一文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在处理经验、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上，已经达到高度的自觉与成熟。它既从认识论上深刻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又从方法论上以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为经验依据，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的理论与实践自信。中国在艰苦的革命和战争时期能够不断发展自己的革命新闻事业，有着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会处思考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这一母题，百年奋斗开辟出的独特道路及其蕴含的价值关怀更不能被忽略。因此，重返该文发表的关键性历史场景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日新月异的新闻实践与已有的新闻学理论及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的持续的动态张力，学界和业界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从学术意义上理论建构的规范性来看，一套能够自成体系的新闻理论的成熟，必须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讨论和构建。陆文《基本观点》的发表，是中国报刊理论走向体系化的重要标志。经过中央苏区和延安初期丰富的报刊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的报刊思想在《解放日报》改版后日趋成熟。陆定一对诞生以来的办报经验进行理论化、抽象化的浓缩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闻”的定义，成为党的报刊理论体系自洽的关键。

  一方面，陆定一关于“新闻”定义的阐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我国早期新闻学相关定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出发，一语道破“新闻”的本质——事实，在众多新闻定义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奠定了我国目前新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部分。

  另一方面，陆文对二十余年的革命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探索进行归纳，指出了党报工作路线的核心要义——“群众办报”。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群众办报”是媒介理论的最突出特色和最核心构成。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建党初心使命指引下，让人民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赋予群众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新闻事业的主体地位。从系统性视角来看，“群众办报”概念的形成与实践，不仅是一种媒介理论的主张，而且也是一种中国独有的媒介路线方针和报刊管理体系。在中国百年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创造了宝贵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陆文《基本观点》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又一理论高度。其目的在于与此前的新闻学和资本主义新闻学观念划清界限，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念。陆文关于新闻定义、新闻真实性以及“群众办报”的论述，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新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参考和依据。陆文对新闻学思想所做出的理论探索，可对目前学界探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话语体系寻求更加深层次的理论启示。

  从最根本的价值立场来看，陆定一对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是牢牢建立在“人民主体论”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从报纸必须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关怀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扎根到中国本土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当中，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新性和本土化。他在文中一再强调党报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阐述报纸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路线，以及“群众办报”的具体工作方法，将媒介实践与农村根据地人民群众生活实际充分结合，发展出合乎中国革命形势和群众需要的创新性新闻传播理论。

  “人民主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以“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群众的解放”。它对人民利益的维护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人民做主理念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对群众主体地位的赋权。“群众办报”无疑是在此过程中党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发展。从马克思“人民报刊”理念的提出，到“群众办报”新闻思想的创造性实践，无不体现着、践行着、发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报刊主体论思想。中国的新闻实践并不只意味着“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也并非基于控制论的“传者—受者”的线性传播活动，局限于达成业务实操的职业原则作为第一要务，而是在尊重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结构，将内植其中的文化传统发展出以人为价值基点，以沟通、交往、解放、发展为价值核心的新闻实践与理念。这一特色恰是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之中，是一种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达成。

  历经中国百年奋斗历程，中国新闻学早已凝聚了独特的本土经验与智慧，形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完备体系。陆文《基本观点》鲜明地指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建构的核心、本质与灵魂所在，便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的迭代更新推动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随着AI生成新闻平台News GPT的问世，新闻生产进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内容（AIGC）的新阶段。嵌入新闻传媒业务链全流程的人工智能，在重塑新闻生产和传播实践等业务操作流程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给新闻专业基础性的理念和实践带来挑战，给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带来了严重危机。面对新的媒介生态，作为党和群众紧密联系、指引群众前进道路的重要纽带和途径，党的新闻传播工作需要与时俱进，新闻思想和理论同样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联系当前实际深入研究，对此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做出更新的阐释，媒体人亦应更加坚定新闻伦理自觉。

  在此语境下，回顾陆文《基本观点》关于新闻真实与新闻如何能真实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前辈们早在上个世纪就给出了准确的答案。新型传播形态不断涌现并逐渐转化为生活常态，变革着新闻行业的生产与运作机制，但真实性仍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陆文中指出，新闻媒体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时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真正做到新闻的实事求是。以新闻真实为本源，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价值观，陆文对中国新闻学提出的基本观点始终把握着未来新闻发展的价值基点，并在当前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实践中历久弥新，葆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和魅力。

  作者简介：马宇涵，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郝雨，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宇涵, 郝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探索与历史经验——纪念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发表八十周年[J].新闻爱好者,2023（10）：16-21.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3年第10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