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从北京女一中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提前录取的志愿报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当一名军人一直是心中的梦想。上哈军工既能当军人，又能学习尖端技术报效祖国，因而成了我向往的大学。高考时我物理没考好，当天回家就大哭一场，心想这回完了，考不上哈军工了！

  发榜时，我拿到了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了家里的第一名大学生，全家人皆大欢喜！2008年才知道我差点儿与清华擦肩而过。小学同学尹业民告诉我，当年她的母亲打听到哈军工在北京只招10名女生，尹业民和我在10名之外，招生的人打算从外地调两个名额给我们俩，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尹业民母亲就跟他们说，既然这样，请把这两个孩子的档案放出来，以免耽误了其他学校录取。这才有了后面尹业民被北京航空学院（时称）录取，我被清华大学录取的结果。正是当年业民妈妈的“英明决策”，才使我有机会成为一名清华大学的学子！

  1970年毕业分配时，父母都在“五七干校”，父亲还在接受审查，我属于“可教育好子女”。一个周六，系里老师找我谈话。她说，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没吃过什么苦，这次分配的地方是东北的一个偏僻小镇，没有火车，要坐爬犁才能到。我觉得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到了周一来了个大反转，老师又跟我谈话说，学校领导认为学校也可适当留一些“可教育好子女”，所以你的分配方案改为留校。就这样我和800多名1964级、1965级同学一起成了清华大学里的“新工人”。

  1988年开始，中关村出现非公有制企业，系里的一位校友是某公司的创始人，几次邀请我下海到他的公司里去。当时感到体制内有很多问题，大家经常聊到这一个话题，但体制外的那一些问题更复杂，因此“谢绝”了他的邀请。

  我在计算机系任党委书记期间，一次校党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副书记黄圣伦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市侨办需要一名副主任，希望清华选派一名干部，学校领导推荐了你，你现在是处级，出去可以提一级。我觉得自身的性格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还是没去。

  1970年留校后，我们被统称为“新工人”，意思是给学校里的老知识分子“掺沙子”。我被分配到系车间，成了真正的工人。

  当时，戴福根、王光海和我参与了新华印刷厂“重复分布照相机”项目的样机生产。我们的任务是按照布线个人一人一块板。我们用上了工程画课学的本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当时工宣队、军宣队在学校承担管理工作，军代表总让我带头讲如何在实践中应用思想。讲了几次后，我就跟军代表表示，不想总这样“讲用”，军代表听了脸色很不好看，没过几天就宣布我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锻炼。

  “”垮台后，1977年清华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在计算机系软件教研组，开始是做林行良老师助教，辅导1977级的“汇编语言”。1980级同学入学后，系里决定，要加强程序专业同学的数学基础，程0班同学与数0班一起上“数学分析”，讲大课的是从北大调来的孙念增先生，教研组安排我给程0同学上习题课。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我们上学时学的“高等数学”是以计算为主，少量证明题；这“数学分析”几乎都是证明题，即使预习、听了大课，仍然不会解题。自己又不想打退堂鼓，只能迎难而上了。为此我到中关村新华书店买了《吉米多维奇习题集》7大本，一道题一道题地演算，经常熬到夜里一两点。即使这样还是有一大堆解决不了的难题，于是就去找当年的数学老师王载舆先生答疑。王载舆先生操着浓重的江苏口音，反复耐心地给我讲解，经常一讲就是一下午！

  习题课备课我傍上了数0的辅导老师郝凤岐。郝凤岐和她先生袁传宽都是北大数学系的高才生，是华罗庚先生推荐给张维副校长后调入清华的。郝凤岐多才多艺，不仅数学棒，还会做饭、剪裁缝制衣服等，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我们大家常常在她照澜院的家里备课，备课时，她女儿袁珊和我儿子在一边玩。有一次备课持续到傍晚，一个小偷进了她的家，把卧室里翻了个底朝天，我们竟然都没觉察，可见我们备课有多专心了！还好那时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没造成大损失。通过不懈努力，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和同学们一起培养起了抽象思维的能力！

  清华科技园10周年庆典上，罗建北和她的数学老师胡露犀（中）、学生宫力（右，时任SUN中国工程研究院院长）

  1983年，组织部张荣老师找我谈话，说学校决定调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1983—1986年我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了3年，在孙殷望老师领导的理论组编写《动态》。孙老师是个大才子，他写起文章来是笔下生花，说话还特别幽默，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所提高。另外，我还担任过校党委会和常委会的记录员。在党办工作期间获得了唯一的一次校级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让我难忘的是，在夏天的常委会上，李传信老师穿个大背心（那时没空调），讲话一激动就站起来在会议室里踱来踱去的，尤其是遇到棘手的问题，他就一边走一边用右手抓搓心脏部位，久而久之背心的胸口处磨出了个洞。跟李老师说话不用拐弯抹角，提尖锐的意见他也不生气。

  在党办时，我联系的是无线电系，经常去参加系务会议。了解到一些老师认为李传信老师比较严肃，我就跟李老师说，您那么“严肃”，老师们在路上遇见您都不敢打招呼，只能对您敬而远之！听了这话，他笑着说，小罗，接受你的意见！李老师从书记位置上退下来以后，还没办退休手续时，有些不愿意办退休手续的老师就拿李老师说事儿，我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后就跟李老师说，您是领导可得起带头作用啊！李老师说，小罗，你说得对！李传信老师为人正直、心胸豁达，高尚品德、一心为公，他是我心中的楷模！

  1983—1987年，我回到系里担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1987年暑假带领1986级同学去65军军训一个月，我任军训团副团长，计算机系和化学系是一个团。当时邱勇同志是化学系新生辅导员、化学系军训连指导员。一个月野战部队的艰苦生活，我们和学生一起摸爬滚打，建立了战斗友谊。我那年42岁，穿着军装坚持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出早操，一起练射击和拉练，也算圆了我的当兵梦！

  1988—1995年，我担任计算机系的党委书记。1991年，计算机系摊上了大事儿！一个自称是台湾王永庆私生女的人，承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从日本进口OKI打印机（当时是中关村的热门货，经常断货），骗了计算机工厂200万元人民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啊？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更可怕的是这200万元都是银行贷款，那时的校办厂不是独立法人，如果还不上银行贷款，银行封的账号可是清华大学的！学校主管财务的陶森老师在工字厅找我谈话，她严肃地说，鉴于目前的情况，为避免银行封账号，影响整个清华的运行，学校决定计算机工厂破产、关闭。

  我一听这话脑袋都大了，服从学校大局这是毋庸置疑的，可这工厂的几十号人（有老师、有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怎么办啊？我定了定神跟陶老师说，能容我3天时间吗？我再想想办法！回到系里我就跟厂里的同志一起查家底，通过查账发现工厂账上有1000多万元的库存，可再一看都是些好多年前的电子元器件、线路板什么的，根本不值钱了！但这账面资产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跟陶老师说工厂不是资（账面）不抵债，我们大家可以跟银行签一个还款协议，保证3年还清200万元！没想到陶老师竟然同意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并据此取得银行的认可。为完成许下的“军令状”，我硬着头皮兼任了计算机工厂的厂长，和同事们一起开启了3年的“还贷之旅”。

  工厂领导班子给全体员工讲明了严峻的形势：面对困难没有外援，只有团结一致、群策群力自救！我们制订了3年还款计划，核心就是“开源节流”4个字！“开源”就是拉长产品线，促销售、增收入。

  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计算机大量涌入，计算机工厂已不生产自行设计的小型计算机了。因为有生产许可证，我们就决定加大台式机组装的数量，目标客户是学校计算机实验室，并确立了邵戌贤老师等人开发的数字电路实验用的逻辑分析仪、王诚老师等人开发的计算机原理学习机为工厂的拳头产品，加强销售力量。我们还曾试图将更多清华老师自创的教学实验装置开发成产品，我曾经因此拜访过工物系的程建平老师、自动化系的张莹老师等。没有钱打广告，我们就在教育行业相关报纸、杂志上发软文介绍产品，通过参加教学仪器展销会等提升产品知名度。

  “节流”就是对内，全体员工3年不发加班费和奖金，发扬“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勤俭节约的精神！工厂党支部在书记冯一兵的带领下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就这样苦干了3年，我们硬是实现了3年前的承诺，把银行的贷款还上了！

  1995年5月，学校领导调我去清华软件技术开发中心（清华技术服务公司）接替凌瑞骥老师的工作，担任主任（总经理）。技术服务公司是1983年由时任副总理的亲自批准的第一个校办公司，大集体性质、独立法人企业；主营业务是国外数据录入和软件外包。在凌老师的带领下，公司逐年发展，“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入全是外汇，是个殷实的小公司。

  我接手这个运营了十几年的公司没有“近忧”，却有“远虑”，这个外向型公司面临的问题是，缺乏广泛的国外资源；国内人工费上升，国外给的价格在下降，尤其是数据录入；软件外包是订单式的服务，没有自主产品，收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等等。

  我的英语听、说都不行，就邀请戴福根同学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中学就学英语，还做过爱丁堡大学的访问学者。虽然他发音不准，经常被同事们取笑，可他的长处就是敢说，关键是老外能听懂！他在公司负责数据录入这块业务，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针对数据录入业务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的矛盾，我们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数据部的员工入职时只有十七八岁，眼力、脑力和体力都是最旺盛的时期，一天击键20万次是“小菜一碟”，经过十几年工作，每天坐在电脑前，颈椎、腰椎都有毛病了，有的员工甚至说，一进机房就想吐。三十几岁的年龄真的不适合数据录入的工作了。所以，一方面，我们鼓励不适合数据录入工作的员工，转岗或创业，另一方面，将“工资＋奖金”的薪酬模式改为“基薪＋计件”，鼓励多干多得。

  方案一公布，数据部就炸了锅，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戴福根同学抓业务是把好手，可是性子急，嘴皮子不太行，面对一大群女同胞叽叽喳喳的质问，一着急就“说错话”。我说他，你就像新疆姑娘一样，满头小辫子，一抓一把！改革要进行，公司业务也不能停，戴福根就负责抓业务，我负责落实改革措施。

  我有信心实现改革的目标，因为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方案。有方案、有疑问的员工我一个一个地谈话，结果未发生任何影响学校秩序的，70多人的数据部有50多位员工，每人拿到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工龄补贴。至此，数据部开始面向农村大批招工，实行合同制、计件制，最多时员工达500多人。数据部的效率和效益都得到了提高！为了有稳定的订单，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子公司，还聘任了美籍员工和顾问。

  在软件部寻找软件产品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软件、专利等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评估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新问题。经管学院陈小悦老师是个愿意探索新事物、思想特别解放、没有条条框框约束的人。他向我提议成立一个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公司，又找到土木系的刘洪玉老师，我们一拍即合，3个单位各出资7万元，成立了一个无形资产评定估计公司。

  公司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评估计算机系1984级李竹等4位同学创办的“新未来电子科技公司”的价值，由陈小悦老师指导他的硕士生孙岷同学做该项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评估，收购新未来公司的提案得到了清华同方股份公司董事们的同意。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前根据该评估值，支付了一半现金、一半股票给李竹团队，新未来公司并入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同方股份于1997年6月21日由清华人工环境公司、清华技术服务公司等5个公司合并设立，于同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100。我参与了公司上市前辅导、股票发行筹备、股份公司成立，直至上市的全过程。经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使我对长期资金市场如何助力公司发展有了切身体会。

  1999年初，学校调我到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任中心副主任。我在技术服务企业时就与科技园发展中心打过交道，当时中心主任梅萌找到我说，中心办公室从胜因院搬到紫光大厦，装修急需一笔资金。基于科技园是学校的事儿，以及对梅萌主任的信任，我们出借了30万元，以解决科技园的燃眉之急。这也许就是我和科技园的缘分吧！但是对科技园是干什么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置身科技园后，我逐渐开始了解科技园。此时，清华科技园的功能定位已经从最初的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学校功能分区（1993年的《参考消息》曾登载一篇文章说，推开清华大学一个教研室的门，就是一个企业）、整顿学校旁边的环境等，逐步明确了三大功能：推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高科技企业、培育企业家人才。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冀复生学长讲过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大学里的科研成果鉴定会就是“追悼会”。可见推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这里主要指的是纵向科研项目成果）的形势何等严峻！如何不让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老师付出大量心血研发的成果束之高阁，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可是不能转化成产品的应用技术就成不了第一生产力！清华科技园团队参与了中关村赵慕兰主任主持的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课题研究，当我们深入进去以后，发现科技成果转化是个世界难题！

  从研发到做出原型机，从原型机到产品，再从产品到商品的3个阶段的资产金额的投入是1︰10︰100，而从原型到产品阶段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跨越“死亡谷”的要素是大资产金额的投入，需要熟悉产品化的各类人员加入，解决产品的生产的基本工艺、实用性、耐用性、可维护性等一系列实际问题。第一阶段的投入，往往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项目经费，到了第三阶段，产品风险基本释放，会有更大资金感兴趣将其量产。第二阶段风险最大，首当其冲就是得不到资产金额的投入，所以被称为“死亡谷”。联系工物系集装箱检测系统的成功案例，更清楚地看到，假如没有同方上市募集的资金解决天津口岸示范工程的需求，就不可能完成从实验室原型到产品的转化。那个时期，我们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5%，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我们对欧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进行了考察、学习和研究，给主管副校长龚克和科技开发部写了《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孵化高科技企业和培育企业家人才，在极度缺乏资金的情况下，1999年8月20日在学研大厦A座10层设立了清华创业园。我主动向梅萌主任请缨，担任清华创业园的主任。

  清华创业园从一出生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清华创业园与政府的创业中心不一样，政府的创业中心有财政拨款来维持日常运营，而清华创业园没有。我们设计的清华创业园是创业者能够拎包入驻的办公场所，当时清华科技园没有很好的方法拿出装修和购置办公设备的资金。我们第一步找到了时任中关村科技园海淀园主任的马林校友汇报了我们的建园计划和困难，海淀园决定资助我们75万元。

  我们又找到对科技园建设一直给予全力支持的建设银行，希望建行与清华创业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赞助初创的园区50万元，开展服务企业活动。将来清华创业园会有许多入园企业，我们会建议企业在建行开户，而这些高科技企业还会一轮一轮地融资，甚至于上市，将给建行带来大量资金（当时银行揽储还是大事儿）。我们的描述打动了它们，但是银行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支行领导向上级汇报后，最终得到了批准，我们获得了建行50万元的资助。

  这些资金只能解决一时的资金需求，清华创业园怎么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正向现金流甚至盈利）仍然是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尝试过各种挣钱模式，如代办、咨询等服务收费、减免房租折成股份入股等，结果都很难实现。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得知初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都经历一个将成熟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过程，即科技成果转化。在此阶段，企业没收入，当初始资金耗尽就面临倒闭，即遭遇“死亡谷”；又因小企业没有抵押物、没有订单、没有资信……不可能得到债务融资。所以，天使投资、种子期的股权投资对它们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清华科技园梅萌主任的带领下，清华创业园开启了“孵化＋种子期投资”的发展模式。种子期投资资金量不大，我形容是“一碗水”，浇到初创企业的一株“小苗”上，这就是生命之水。早期投资投的是人（创业者），孵化器通过密切接触，对他们的人品、团队等情况最了解，因而降低了投资风险。

  2000年年初，自动化系1984级郑海涛等3位同学创办了数码视讯公司，入驻清华创业园。公司注册投资的金额100万元，开发的产品是数字电视的前端设备。2001年年初，公司的初始资金花完了，正值网络泡沫的破灭，长期资金市场骤冷。基于对郑海涛及团队的了解，我们迅速决策，在数码视讯最困难的时候投资了50万元，并带动了一位天使投资人的投资。用这些资金公司使产品获得了入网证，并开始小批量生产。10月份，资金又没了，公司做了第二次融资，清华创业园又跟进一笔投资。至此，数码视讯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2年就实现利润700多万元。2003年至2004年，公司先是遇到了SARS对销售的影响，后又遇到两名创始人离开公司的动荡；加上公司规模的扩张，顿时发生了现金流极度紧张的局面，一个月公司的支出是150万元，可账上只有14万元了；雪上加霜的是旧的贷款到期，新的贷款还没到位。在数码视讯生死攸关的时刻，清华创业园又加持了第三笔投资款。“十年磨一剑”，2010年数码视讯在创业板上市，郑海涛实现了把公司做强做大的梦想，清华创业园的投资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可能就是投资的复利吧!

  2015年1月21日，受昆仑万维公司CEO周亚辉的邀请，我在深交所出席了昆仑万维上市的敲钟仪式。2001年，精仪系陈常江和周亚辉两位同学创办了“燧人氏信息技术公司”，听这公司名字就中国味儿十足！当时网易决定收购他们公司。他们担心被收购后发展受到制约，没有同意。这哥俩创办的公司是做动漫网站，他们的梦想是创作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动漫，打破美日动画片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太打动人心了！清华创业园参考网易的报价，给燧人氏公司投资了50万元。周亚辉后来离开了此公司，辗转数年，直至2012年又创办了昆仑万维公司。我跟周亚辉说，清华科技园投资燧人氏，虽然没在当期得到回报，但是由于我们的投资培育出了一位企业家，这就是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很值得。在敲钟仪式上，周亚辉有个两分钟的致辞。在致辞中，他突然脱稿说，感谢母校清华大学，以及在现场的罗老师，15年前给了我第一笔风险投资。当初罗老师代表清华科技园投给我的5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回报母校，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将在未来的三五年内向清华大学捐赠1亿元。我顿时泪目!知恩图报！这是多好的孩子啊！

  兆易创新是一家在清华科技园起家的海归公司，专注于存储器芯片的技术和产品研究开发。2004年朱一明和舒清明在美国开发出一款新型存储芯片时，感到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存储芯片。他们怀揣这样的梦想，于2005年回国创业。入驻清华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时，公司叫芯技佳易，对标的企业是韩国的三星电子。朱一明一直把他们的存储器产品形容成是计算机里的“大米”，以此强调其重要性。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是国外大公司，2007年三星大规模降价，搞“反周期定律”，2008年又遇金融危机，芯技佳易举步维艰。芯技佳易从入园起，就受到我们的重点关注。为降低设计成本，我们与中关村微电子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芯技佳易可租用它们的芯片自动设计工具；科技园参与芯技佳易两轮融资，助力其发展。美国ISSI公司曾欲出资1000万美元收购该公司，朱一明他们明确地拒绝了。芯技佳易更名为兆易创新，于2016年在主板上市，半年内股价一路走高。2018年兆易创新的NOR Flash已占据全球8%的市场，做到世界第三名！

  2021年4月13日，在母校迎来110周年华诞前夕，兆易创新公司朱一明、舒清明等6位清华校友为清华大学捐赠，成立兆易创新基础学科建设基金。在捐赠仪式上，朱一明在发言中提到：当初我和舒清明穿着西服，毕恭毕敬地去见罗老师，罗老师说，“进入清华创业园不能做温室里的花骨朵儿”，我一直都记得。我想说，他们真的不是温室里的花骨朵，而是在市场经济暴风雨中绽放的艳丽花朵！

  清华创业园成立后，获得无数奖项和荣誉，在中关村、高校、全国的业界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是有清华大学的背书，二是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三是我们干得确实比较努力。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这些创业者，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

  下海创办公司的创业者真的不容易！郑海涛在经管学院给同学们讲创业心得时说，创业前一定要有三方面的心理上的准备：一是可能一贫如洗；二是可能妻离子散；三是可能精神分裂！他说的绝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在创业园里确实目睹了创业者的困境。如果就为了赚钱，清华的学生大可不必创业，风险太大了！应该说，大多数决心创业的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如果追求财务自由，朱一明现在拥有的财富足矣。可是2018年朱一明辞去了在兆易创新CEO的职务（保留董事长），又开始第二次创业，担任了合肥长鑫存储的CEO，做更难的NAND Flash存储芯片，他想的是要推动中国存储芯片的加速发展。2021年，他在GSA全球存储峰会发言的题目是《智能基础设施实现人类美好生活愿景》，他是个想改变世界的人！当年清华创业园网站的首页上写着：“世上有这样一群人，对他们而言，创业是一种‘情结’，创业是一种‘使命’。所以无论何等艰辛，他们都能欣然面对。因为只有如此，方感不枉此生。”这也就是我们对创业者的诠释吧！

  1999年年底，《北京晚报》的一则报道把清华创业园喻为培养企业家的“黄埔军校”。对于刚刚创建的清华创业园来说，这评价真的过高了！但是这评价激励了我们，让我们以此为目标更加努力工作，决心要培育出国家需要的、线年间，清华创业园获得过很多荣誉，创业园里的孩子们亲切地叫我“罗妈妈”，是对我最高的褒奖！我清醒地知道，是他们的勇于创业，才成就了我们的孵化投资事业！跟这些创业者在一起，你能时时地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所感动！从这些创业者身上，我们能看到祖国的未来！因此，我坚定地看好中国！我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回顾在清华工作的39年，我们这些“新工人”真的很幸运！虽然“文革”耽误了我们10年的青春，但是学校培养了我们学习的能力，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拼搏，同时还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由于母校的培养、信任和任用，我当过老师，做过管理工作和业务工作，运营过企业，从事过企业孵化和风险投资等，在母校提供的平台上，努力工作，为母校争光。我们这些“新工人”已经到了“奔八”的年龄，但是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新事物、新知识，跟上时代的步伐，力所能及地继续为社会作贡献！

  罗建北，研究员。清华大学1964级自动控制系校友，1970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曾任计算机系党委书记，清华大学软件技术中心主任（技术服务公司总经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清华创业园主任等职。

  送别！那位清华历史上破全国纪录最多的自行车运动员走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